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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如何重获主体?安吉拉·卡特用她的故事“复仇”

2019-10-07 01:44 出处:网络整理 人气: 评论(0

论起二十世纪英国文坛最特立独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当数安吉拉·卡特。卡特1940年生于伦敦,正值纳粹大轰炸期间,年幼的她被送去约克郡外婆家躲避战火。外婆是个擅讲故事的人。小安吉拉听到外婆边讲边演小红帽被大灰狼吞下肚的情节便会兴奋地尖叫,要求再来一遍。多年以后,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小众作家卡特正是凭借一本重述那些外婆讲过的故事的短篇集《染血之室》开始在文坛崛起。时至今日,“神话重述工程”早已令她蜚声世界并改变着世界,成为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上的女巨人。

  

她当然并非简单地重述。安吉拉的叙事有着非同寻常的出发点。


安吉拉·卡特(1940-1992),英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多部。其小说作品以幻想题材为主,糅合精神分析、女性主义、哥特风格和寓言色彩于一体,戏仿童话,重塑传奇,想象奇诡,语言瑰丽,构筑起与整个父权文化的神话和传说体系相抗衡的“神话重塑工程”。《时代》周刊将其誉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作家之一。

  

她的伟大之处在于,她不仅是个文学天才,同时还是精神分析学家、人类文化史研究者和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她不仅是女性,还有着敢于叛逆不妥协的求真个性。从知识分子、文学天才和身体力行的女性主义者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写作中诞生出来的“神话重述工程”绝非可以被简单归类的成人童话选编,而是视野和洞见、智性和美感相辅相成到达难以超越的高度,极具文学、文化和大众传播价值的文本。惟其如此,才能在与数千年来父权社会的神话、传奇、宗教、文学等文化体系的抗衡中获得存在感,发出女性的、清晰的、可信的声音,才能以新世界的代码改写出父权文明的替代文本。

  

卡特曾在访谈中提到自己是弗洛伊德等精神分析学家的读者,研究过大量的梦境,熟悉其中的映射、置换和变形的机制。通过精神分析学的透视视角,卡特发现,神话、宗教和文学经典作为意识形态产品都包含着几千年来父权社会的无意识沉淀,使用着父权驱动和代码。任何艺术在无意识层面上都是蕴含政治动能的。神话,存在于错误的宇宙里,对具体的痛苦处境进行着模糊化处理。在英语里,神话同时也解作迷思。卡特凭借精神分析学洞悉了父权社会最核心的迷思,关于性别、性与爱的迷思。宗教故事也一样,在暗中塑造和制约着人们心理和观念的结构,使得这些迷思代代因袭、沉积,成为一个难以逃逸的传统。

  

卡特的神话重述工程,正是选择神话、传奇、文学经典和宗教故事作为素材,用精神分析学原理将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化遗产加以透视和拆解,在旧世界的意识原件中植入女性主义观点,重装新世界的经典文本和话语系统,旨在破除迷思,推动社会观念的进步。这对当下女权思想也有着启发意义。她的短篇小说全集《焚舟纪》是这个神话重述工程的主要载体。在全书收录的四十二个短篇里,惊才绝艳的文字和奇情耸动的故事铺展如同盛大幻术,演绎着对于父权文化的四十二重“盗梦空间”。


撰文 | 周丽华


《萨德式女人》

卡特的女性主义宣言

  

父权社会的核心迷思到底是什么?1978年,卡特出版了论文集《萨德式女人》,系统阐述了她的女性主义观点,引起轩然大波。当时,色情文化被女性主义者视作对女性的物化而大加排斥,卡特却选择色情小说中最令人咂舌的性虐狂萨德的文本作为分析对象,肯定了他对女性主义的价值,争议自然在所难免。卡特对于萨德的分析得到了福柯、巴塔耶等学者的佐证。时至今日,她的女性主义观点在小说作品中的戏剧化移植也大获成功,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有评论称她至少改变了好莱坞十分之一产业的形貌,此言非虚。新版《美女与野兽》不仅从情节和细节上表达着对卡特的致意,甚至片中女巫的扮演者正是纪录片《安吉拉·卡特》中卡特的扮演者。

  

在卡特看来,“萨德文本对于性自由的关注对于女性具有特别意义,因为他拒绝将女性的性价值唯独与生育关联。即便在今天,也和他所在的十八世纪一样,仍然存在把女性仅仅视为生育工具的问题。”


《焚舟纪》,作者:(英)安吉拉·卡特,译者:严韵,版本:全本书店|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6月

  

卡特又分析了基督教文化中的人物形象。上帝至高无上喜怒无常;圣母无性受孕诞下耶稣,圣母形象的性压抑意味不言而喻。她的价值仅仅在于提供了让耶稣来到人世的肉身。上帝和圣母作为两性在想象界的投影,反映出父权社会中两性关系的实质并非平等,而是上下、主仆,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式的二元对立。父权社会禁锢和贬损女性主体的法宝是性禁忌。性仿佛不是人的天性和表达爱的人间关系,而是独立于人性之外的一种存在,是禁果,罪孽,导致人类从伊甸园被逐的堕落行为。而男性进入女性的跪姿也被与向神忏悔的姿势关联。

  

无论性放纵还是性禁忌都是对性的强调,性先于爱是男性欲望使然,是父权社会的逻辑。父权体制拘束下的典型男性主体安徽快3开奖结果,欲望和行动上实践着性放纵,却又从观念和决断上服从性禁忌,形成了一种普遍的人格割裂和扭曲现象,从根本上否定了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完整、灵肉相洽的爱。父权社会对女性美德规训的核心是性无知,也就是纯洁,顺服,将性视为脏、罪、耻而弃绝自己的性价值。相对于此,激进的女性主义观点是:爱先于性,任何表达爱的性都不应该成为禁忌。因此反对性禁忌和荡妇羞辱话语成为当前女性主义的首要策略。

  

事实上,基督教在传播和确立秩序的历史过程中,也发起过猎巫运动等对女性反抗的镇压和暴力收编,制造出仅仅作为生育工具存在的家中天使的女性群体。从这个意义上,安吉拉·卡特却被称之为伟大的文学女巫,她的盗梦空间般的写作可谓是对父权压抑的某种复仇,而写出了堪称“女性主义的四十二章经”的《焚舟纪》的她,被拉什迪、麦克尤恩、阿特伍德、石黑一雄等一众作家拥戴为一代文学教母,也恰如其分。女巫人如其名,是新时代的天使。

  

在指出萨德文本通过情节设置将生育功能从女性价值上剥离开来,否认生育功能为女性唯一性价值后,卡特又分析了萨德小说里的贞女和荡妇两类女性形象。贞女的代表是姐姐朱斯汀,她刻意忽略自己的美貌,面对强徒时企图以高尚的道理感化之,结果只能是屡遭强暴和虐待。荡妇的代表是妹妹朱丽叶,善于利用男性弱点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最后却名利双收,晋身显贵。在卡特看来,朱斯汀以其天真、诚实和对性的无知成为父权社会的完美受害者,而朱丽叶却有着清醒的性意识,并通过各种僭越父权女德的行径而大获成功,两类女性的不同结局蕴含了萨德对于父权秩序的潜在否认。但朱丽叶的成功是因为洞悉了父权的奥秘成为了父权的同谋,其中包含了对自身人性的否定。理想的女性主体应该是这两类女性的综合,也就是说,既要像朱丽叶那样敢于跨越父权禁区,看到女性发展的方向,又要像朱斯汀那样有所坚持,不至于在性放纵中迷失自我。


《魔幻玩具铺》,作者:(英)安吉拉·卡特,译者:严韵,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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